潮新闻客户端 执笔 纪驭亚

据多家媒体前不久报道，加拿大声称要调查所谓“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中国操控”的指控。6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亚投行成立七年多来，在各成员共同努力下，坚持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运营，在机构建设、战略政策、投资业务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绩，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他还表示，中方作为亚投行最大股东，将继续同各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共同支持亚投行，办好亚投行，为亚洲及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图为亚投行 来源：亚投行官网

过去七年多里，亚投行究竟干得怎么样？这次“风波”，亚投行能经受住考验吗？连日来，潮新闻记者采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和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等的知名专家，并联系上了亚投行，解读这家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

谁是“亚投行”？

相比于国内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或国外的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公众熟悉的商业银行，不少人是在此次看到新闻时才知道，还有一个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达1000亿美元的世界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

这不算意外。多边开发银行，顾名思义是指由多个国家共同出资筹建,为成员国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银行。换言之，这是为了联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与交流而建立的，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体感”并不强。

“体感”不强，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他们所发挥的作用超乎意料的强大，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举个例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亚投行根据成员需求先后三次扩大“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规模，从50亿美元达到200亿美元。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印度等26个国家通过快速资金支持减轻了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在国内，北京、重庆、武汉也都受益于亚投行的抗疫资金支持。

但作为中国首家发起设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中国在2013年底提议筹建的亚投行，是二战后第一家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成立、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重要国际组织。牵头成立亚投行也因此被不少学者视为是中国进入金融领域以及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节点。

图为6月22日，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图右）与世界银行行长阿贾伊·班加在法国巴黎会面。来源：亚投行官网

用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前几年接受采访时的话来说，目前一些有全球影响力的多边开发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均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虽然这些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扶贫、环保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但总体来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不足；一些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愿意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因此，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广泛参与并拥有足够话语权的新型多边开发机构是大势所趋。

据了解，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因时而生的亚投行，也成为全球多边开发银行中的后起之秀。今年5月底，金立群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晒出7年多来的成绩单：亚投行共批准了218个项目，融资总额超过410亿美元，带动资本近1400亿美元，惠及34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这些项目既有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码头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宽带网络等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目的都是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当地民众生活。

“世界大部分地区在过去三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严重滞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很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商务系主任汪建新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球“储蓄过剩”，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资金缺口都很大，已出现资金流动的“鸿沟”。亚投行能促进和协调多种来源的融资，也有能力将投资者目前分配到低回报的大量储蓄型固定收益资产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会产生一些较高的生产力收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从“长期停滞”转向可持续增长的力量之一。

为何“朋友圈”越来越大？

亚投行的另一项成绩单，同样受瞩目——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来自六大洲的106个成员国。成立七年多，亚投行已超越总部位于菲律宾的亚洲开发银行，成为成员数量仅少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

图为2023年2月9日，亚投行在北京总部举办了第二届亚投行东道国交流研讨会。来源：亚投行官网

亚投行提供给潮新闻记者的资料显示，亚投行已从最初的57个创始成员发展为覆盖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的106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潮新闻记者梳理这份成员名单发现，亚投行的成员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不少发达国家。例如，G20国家中有14个国家是亚投行成员，七大发达经济体中，也仅有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

原本定位是亚洲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亚投行，为何能吸引来全球的“朋友”？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贲圣林教授向潮新闻记者表示，中国过去20年在国内基础设施项目中所获得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吸引各国，特别发展中国家“入伙”的一大因素。

在汪建新看来，作为现有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补充，亚投行的制度创新也发挥了大作用。“加入亚投行没有明确的官方筛选标准，成员国自由、自愿加入。例如，在股份结构上，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股比占大多数，但西方成员的总股比也超过25%。在需要75%支持率的超级多数重大事项决策上，西方成员和中国一样拥有否决权。这为亚投行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奠定了制度基础。”

亚投行的制度创新还体现在管理层遴选标准中。将管理层遴选应遵循“公开、透明、择优”的基本原则写入机构最高法律文件，在全球主要多边开发银行中也是第一家。潮新闻记者向亚投行了解到，亚投行目前的行长和5位副行长分别来自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

更重要的是，亚投行带来的红利已经逐步兑现。去年11月，汪建新用2010到2020年的全球贸易数据进行相关研究后发现：亚投行推动各成员方基础设施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在推动各成员方对外出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渠道作用。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加入亚投行之前的各国，加入亚投行的成员方整体上多出口3%以上的金额。

汪建新分析，贸易增长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改变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对于各国的国际市场贸易竞争力至关重要，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面临的成本和风险很高，尤其是在体制、经济和金融状况较弱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而亚投行作为一个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多边开发银行，能为成员国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亚投行经受住考验了吗？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亚投行也曾面临一时不了解、不理解者的猜测、疑问。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均由中国发起，亚投行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专用“提款机”吗？

这些年，金立群行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数次回应过这一问题。如他曾谈到：我把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比喻为一个飞机的两个引擎，它们有联系，又互相独立。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目标一样，都想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间的合作。但功能不一样，亚投行是国际多边机构，“一带一路”是世界合作的大平台，邀请各方来共同参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各自发挥作用。他还曾表示：亚投行同样支持非“一带一路”覆盖国家，地区性、全球性的合作让所有人受益。

“随着亚投行成员的扩充，亚投行的投资项目超越‘一带一路’范畴，进入到其他地区是非常自然的。”长期关注亚投行发展的汪建新举例道，2022年，亚投行加大对域外成员的融资支持力度，批准了首个巴西项目,以支持巴西东南部地区开展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相关领域。此外，亚投行还已与近20个多边组织和区域金融机构建立了机制化的伙伴关系，积极参与G20等重要多边机制，共同讨论全球发展领域的重大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告诉潮新闻记者，近些年来国际投融资市场低迷，亚投行能够持续运营且在多个项目上取得重要进展，相当不易。作为世界上第一家以“基础设施投资”命运并视其为主业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的不少举动都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如新设立“低收入国家特别基金窗口”。相比于对贫困国家贷款限制多、壁垒高的多数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短短几年内所探索的“更多为穷国、穷产业和实体经济服务”新路子值得更长久的期待。

国际社会也已对亚投行投出的“信任票”——亚投行始终保持国际资本市场顶级发行人地位。美国证监会在长达半年的审核后于2022年7月批准了亚投行120亿美元的储架发行申请，这为亚投行继续开展低成本融资提供了条件。同时，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也一直给予亚投行的最高AAA级信用评级。

据了解，6月15日，亚投行官网发文，表示，亚投行欢迎加拿大审查并将充分合作，同时启动内部审查以确保透明度。另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确实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拥有约26.6%的投票权。但负责指导该行一般业务（包括批准该行战略和制定政策）的董事会中，除了中国的代表外，还包括来自其他11个成员国的代表。

“亚投行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正回应了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目标的担忧和不切实际的指控。”汪建新说，未来，亚投行通过逐渐增加发放贷款的国家、合理统筹国际发展援助的“逆周期性”与公司投资的“顺周期性”的匹配度、进一步完善会员国的国际经贸合作机制、提高自身治理水平等路径，将更充分发挥作为全球经济发展重要平台和桥头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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